黑尔的手指已经按在挂断键上，目光却不由自主地又扫了一眼屏幕。
监控里的人影与“枪伤”这个事件并不契合。中枪后急需救治的人通常不会这么体面，他们身上有血，倚靠墙壁或旁人，流露出一目了然的狼狈和脆弱。而眼前这个年轻人独自站着，两脚均匀受力，身体端正稳定，浑身上下看不到血迹。
然而黑尔还是注意到他的脸色，尽管是透过监控廉价的色彩还原，都已经超出疲劳的范畴，透着一种失去生气的灰败。他的呼吸也不像无意识的喘息，更像主动控制——像受过训练的人在剧痛中维持功能时才会使用的呼吸方式。
黑尔行医三十载，早已习惯从身体上读出比病人愿意说出口更多的信息。这种反常的迹象更让他产生兴趣。
他按下门锁开关，心里清楚自己刚刚打破了一条恪守几十载的规矩。但驱使他按下开门键的并非医德或同情，而是某种接近饥饿的东西。
简单更衣后，黑尔在接待厅见到了年轻人。夜间的大厅只亮着几盏暗灯，大理石地面泛着暗淡的光，墙上挂着两幅维也纳素描，空气里弥散着雪松木的气味。
他今年已经超过五十岁。年龄落在他身上并不显衰老，反而留下经过年月认证的韵味。他个子高瘦，两鬓开始泛出银白，即使接近午夜，即使访客突然登门，他的衣着仍然体面。
他抬手指了指柜台上的登记簿。
“留个称呼，什么都行。我知道你不会留真实姓名。”
年轻人用右手拿起笔。他的左臂始终垂在身侧，从袖口边缘能看出明显的肿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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